被束缚的无形之手：行政性定价机制与资源浪费 资源（尤其是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是我国节能减排工作难以顺利推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主要的资源型开采企业基本上都是高度垄断的，资源型产品的价格也完全由政府管制，这必然导致这些企业严重的低效率（过高的人工成本和大量不必要的支出）。即便如此，这些企业仍然能够持续地获得高额利润，除了行政垄断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源开采型企业基本上没有为资源开采权付费，近似于免费使用国家的稀缺资源。行政化的定价机制不可能迅速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真实稀缺程度，其价格不是偏低就是偏高，其运行的结果不是过剩就是短缺。只要不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其常态往往是偏低的价格（由于在资源开采环节基本没有为资源开采权付费），偏低的价格必然引发过多消费，从而恶化节能降耗形势。与之如影随形的就是能源等资源型商品的长期短缺。而当这些商品的国际价格大幅下跌之后，垄断利益集团又总是会摆出种种理由反对国内价格的相应下调。口号、纯粹的说教甚至是严格的行政命令在节能降耗的问题上往往都是失灵的，更基本的方法是在建立健全资源开采权付费制度的基础上尽快推进能源等主要资源商品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抓住全球资源商品市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向下继续调整的大好时机，稳步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商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以充分反映其稀缺性程度，从而促使企业和消费者自觉节约资源。如果人为地压低资源的价格，就不可能有企业和消费者真正关心节能降耗的问题。当然，为顺利推进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必须配套强化竞争的改革，必须在能源、金属等行业反垄断，消除种种政策性歧视和限制，逐步放开成品油等能源市场，让更多的竞争者得以自由进入。

问题的关键，是要让资源的使用者在使用时承担应有的成本，这一成本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和企业在使用资源时所支付的价格上。企业和消费者普遍不节约、不环保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制设计出现了问题。比如，对于那些耗电行业实施的电价优惠实际上就是鼓励对电力的浪费性使用；过低的水价很难“节约用水”。惟有让市场机制和更充分的竞争来决定资源型商品的价格，才有可能遏制中国式增长方式过于浪费资源和能源的缺陷。

失灵的有形之手：政府监管松弛与普遍的囚徒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式的节能减排主要是由政府尤其是由中央政府来推动的。然而，节能降耗和环保的行为主体，除各级政府部门之外，更重要的是为数众多的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如果不能调动地方政府、大量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积极性，节能降耗和环保是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的。

当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就中央政府而言，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显然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事务。但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往往对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并不热心。一方面，节能降耗和环保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GDP和税收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同时也往往是当地重要企业的所有者。这样，中央政府的节能降耗和环保政策到了各地必然会大打折扣，各种法律和政策实际上难以在基层顺利执行和实施。换而言之，由于环境保护往往是政绩考核时的软指标，而GDP和税收的增长则往往是“硬道理”，这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就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即无论其他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的策略是什么，本地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都是在环保问题上放松标准。当大多数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较好的政绩水平而放松环保方面的监管标准之后，整个国家的节能减排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实际上，正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导致了地方政府在面对中央政府要求节能减排时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成了通解而不是特例。

在一个投资饥渴成为各地常态甚至出现“全党抓招商”的情形之下，制造商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也往往会占有一定的优势：如果你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我就不在你这里投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接近但监管比较松弛、可供投资的地区很容易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对于环保问题就可能出现普遍的不作为甚至变相纵容和鼓励，在此前提之下，大多数制造商不愿在环保方面增加必要投入也是一种囚徒困境，而且是博弈论中所说的一种“占优均衡”———无论其他制造商是否在环保方面增加了投入，其最优策略都将是减少环保投入。当绝大多数的制造商都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环保投入时，整个社会的生态和环境当然也就不断恶化。

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抑或是制造商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及制造商之间的博弈，都表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个体理性的前提下所造成的集体不理性结局。在当前的政绩考核体制难以发生根本变动的情况下，试图扭转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普遍不作为，似乎有着相当的难度。

总之，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难以顺利推进，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资源型商品的市场机制缺失，二是行政体制和政绩考核体制所导致的政府失灵。中国式节能减排的基本特征是行政性和命令性，其核心困难在于：在相当多的场合，我们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捆绑起来，过于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而在有些场合，本应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场合，却是一种严重失灵的手（如对企业的监管和环保法律的实施等）。由于诸多稀缺生产要素、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没能充分市场化，加上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管制松弛，汇率长期偏低，企业成本自然就会全面低估，从而导致中国企业竞争力超级强大之假相，企业利润水平必然超速增长。这就在实际上在变相地鼓励企业浪费性地使用在中国高度稀缺的资本、土地、能源和原材料，鼓励企业加大能耗，鼓励企业加大污染力度，鼓励企业不重视安全生产。换而言之，往往是那些没有严格遵循相关规则（包括环境保护法和安全生产法）的企业获得了速度惊人的高速增长，这样必然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终导致某些与民众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产业出现绝大多数企业违法经营的荒谬情形。如果那些获得高速增长的企业都是以环境污染、能源浪费、工作环境恶劣等为前提的，这实际上是对那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甚至违法的企业的变相鼓励，从而必然走向全面的“自杀式增长”，走向无发展的增长。为什么某些产业中的绝大多数企业都被迫奔向一个没有未来的方向？一言以蔽之，这是当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被束缚和政府那只有形之手失灵之后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性结局———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不理性，或者说整个社会在节能降耗这一重要问题上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要走出囚徒困境，一方面应全面改革资源型商品的行政性定价机制，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灵活之手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还应在系统改革政绩考核体制的前提下强化政府在环境保护等重要方面必要的监管职能。